量进行分流整顿，将符合要求的人选入正规军营重新训练，不符合要求的直接解甲归田。杨应麒对此表示赞赏，回复批文让他们拿出一个确切的方案再呈上来，再呈上来的方案必须解决以下问题：

　　从义军中选拔士兵，选拔标准为何？数量多少？选出来后如何训练？训练场地该设在何处？训练人手该从何处抽调？训练经费需要多少？不符合标准的义军该如何安置？在何处安置？应该给与什么样的条件进行安置？不同地区、不同级别的兵将该如何区别对待？如果士兵不愿意解甲又该如何解决？在眼前的情况下展开这个计划，对正在进行的整个战局所产生的影响是好是坏？等等。

　　杨应麒这番回复，一连提出了五十多个问题，问得详尽而具体，这一轮问下来，把大多数开口讲空话放厥词的人都问得闭上了嘴，但仍有一小批有毅力有想法的人或坐下来思考，或亲自前往山东、河北、河南等战乱频仍的地方考察，和各路义军一一接触。这些人里没一个拥有“名将”之类的头衔，都是一些中下层的将官，其中也没有一个拥有“天才”的名声，但这些人肯熬肯干，做事又能脚踏实地，这一场调查持续了足足五个月才完成，又经过一个月的反复琢磨，才递上了一份详尽的报告。递上报告的这批军官不但有实战经验，而且经历过辽口军学的教育，部分更是毕业于管宁学舍、属于投笔从戎的年轻人，所以这次调查结束后不但让他们完成了这份如何处理义军的报告，也让他们完成了向职业参谋转变的历程。

　　杨应麒看了十分满意，特辟他们为枢密直属第一参谋团，全面负责这件大事，又给了他们相当大的资源，包括名分（经折彦冲同意后给了他们一个番号——“威远新军”）、地方（开辟出密州南部濒山临海的半个县作为他们的军事基地）、技术（将辽南的部分火器研发和船厂移到此处）以及资金（淮子口两成的关税）。

　　枢密直属第一参谋团的首席叫陶宗宪，次席叫于会春，三席叫朱谨民，全是默默无闻的年轻人，却都因为这件事情声名大噪，威望实权一时俱重，并因此带动了辽口军学重实尚理的风气。不久汉部中枢又成立海军参谋团和西北参谋团，分别研究如何将西北、东海兵将正规化的问题。

　　辽口军学这帮人既是学者又是军人，因此自然偏重军事。和他们不同，塘沽政学的儒生则将这次战败的原因归结为政治问题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次齐鲁军团的溃败实埋根于新汉政权政治体制不明确的大误，他们认为登州的华夏扩大会议，既是成功的，又是失败的，成功之处在于华夏扩大会议团结了所有正面的力量，而失败之处则在于这次会议没有使各派势力真正融合。

　　“当然，当时要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，但既然现在问题已经出现，我们便不能置若罔闻！”

　　这批学者认为要避免再次发生真定之败那样的悲剧，就必须进行一次政治调整，在新汉政权内部进行更深入的统合。

　　塘沽政学因为战争原因早已将办学地点移到辽阳府，所以他们的言论很快就传到杨应麒耳中，并迅速产生强大的影响力。对于塘沽政学学者关于进一步统合的呼吁，不但中枢方面认为应该如此，就是各个地方的官吏、将领也都觉得理应如是。中国的大一统理念早已深入人心，各派知识分子对分裂与割据无不深恶痛绝，就是曹广弼、刘锜等保有军人传统的将领也都如此。

　　“理是这个理，大家都认同。”赵橘儿叹道：“问题是应该怎么做才能统一！”

　　“需要名分！”蓬莱学舍发出了这种声音：“现在我们的国号、国都、社稷都不确定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尚且不顺，何况行？前线军民之丧失士气，虽在于宋帝的扰乱，更在于军民没有归属之感。若使军民知有所属，知有所忠，纵有十赵构之扰何足以动摇人心？所以国、君名分不定，才是这次战败最根本的原因！”

　　与这种舆论相呼应，胡安国、陈显和韩昉不约而同地在三个地方上书折彦冲，劝他登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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