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明朝早期,这样的军队设置,既保证了兵员充足,又减少了国家开支,可以说是稳固国防安全的极有效手段。
然而,从明宣宗以后,情况就出现了巨大的改变,卫所的军官开始不断侵占军屯田地,当地的官员也频繁地私役军士,甚至有些军户俨然已经成了当地缙绅们的家仆。
除此之外,随着文官地位地不断攀升,武将的地位是一日不如一日,而武将下面的军户简直就成了最低等的人群。
就这样,由于官吏的盘剥,土地被隐占,月粮被虚冒,加之地位低微人人可欺,卫所里面的军户是愈发地难以生存了,因此从明朝中期开始,便出现了大量军户逃亡的现象。
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曾言:“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,计所勾之军,百无一二到卫。有自洪武、永乐年间差出,到今三十余年,在外娶妻生子,住成家业,通同军户,窝藏不回。“(张萱《西园闻见录》卷六十四)
由此可见,军户逃亡的严重程度。
随着卫所制度的逐渐衰落,为了保证军队还能有足够的战斗力,募兵便逐渐兴起了。
土木之变之后,为了抵抗外族侵略,募兵便已经屡见不鲜了,天顺年间,朝廷更是为了招募募兵给出了相当优厚的待遇,即:“给与鞍马器械,秋冬操练,支与口粮,春夏务农住支,免其杂泛差役,如有事故,不许勾补。”等等。
等到了嘉靖时期,随着南倭北虏地不断滋扰,边患更是日趋严重,朝廷为了抵御外敌,又进一步地扩大了征招募兵的规模,由此,募兵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。
由于募兵的待遇比较优厚,不世袭,也不终身服役,来去相对自由,所以很多民户都喜欢过来当募兵,应募为兵俨然已经成为一种职业,一种养家糊口的途径,当时就有所谓的“一人应募,一家可资以养“之说。
与之相对应,募兵里面的很多军官便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靠世袭了,很多武艺高超,屡立战功之人便从中脱颖而出,牛蓝山便是借着这股春风而当上了宜阳所的一名千户的。
宜阳所位于襄阳以南,荆山以东二十里的地方,因此,守备荆山东麓的任务便是由他们来负责的,近些年来,随着越来越多的流民涌入荆襄大山,因此他们的肩上便又多了一项抓捕流民的任务。
然而牛蓝山对于这项任务却并不感兴趣。
最近这几年,他一直都在忙着侵占军户们的田土,搜刮民户们的膏脂,不仅如此,他还在襄阳城以南养了一群贼匪,平日里从那些贼匪手里收一些黑钱,一旦那些贼匪乱子闹大了,他便会带兵把那些贼匪“赶”得远远的,然后借机从官府那里再拿一笔剿匪的银子。
如此,一来二去,牛蓝山的日子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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