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而他只凭猜测就要除掉一位重臣,未免不妥,而且也没有权利这么做,但作为皇族的朱聿锷,他心中自然有一套支持他行为的思想和法则,“君教臣死,臣不死不忠;父教子亡,子不亡不孝,王相乃朱家臣子,既然让陛下不安,自身不该反省吗?”
中国制度、思想演进千年,总体而言,君权愈重,而臣权愈弱,自宋亡后,君臣共治的时代,便基本结束。
朱聿锷的意思,就是王彦不够自觉,既然让皇帝和朱家人感到不安,就该自觉点,主动交权,淡出朝堂,但这种想法实则非常荒缪,但凡有能力的朝臣都可能成为皇帝眼中的威胁,若都因此自觉退出朝堂,那朝堂上还剩下什么人?
这并不是解决君臣之争的方法,而是该建立君权与臣权的制衡。
王彦听到这话,却冷冷道:“殿下之言,本相不敢苟同,我儒门十三经中,《尚书》《易经》《诗经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孟子》《尔雅》《春秋左传》《春秋公羊传》《春秋穀梁传》中从未有过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之言,道是有“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犬马,则臣视君如国人;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”之说。”
朱聿锷听了脸色大变,“孟子之说,以被太祖禁止,王相何敢提及?”
王彦这种思想,对于老朱家而言,无疑是危险的,朱聿锷从中听到了威胁之意,王彦仿佛再说,君臣之间各有义务,得相互尊重,关系才能维持,他进了人臣的义务,若皇帝不能进人君的义务,那他便没有义务继续忠于朱明。
这种思想到宋代都一直存在,许多思想都被后世断章取义,就说三纲,宋人真德秀就有解释,“君为臣纲,君正则臣亦正,人君者,必正身以统其臣。”并非是强调绝对服从,而是强调君主自身要正,对君主也是一种约束,
此外还有“君虽得以令臣,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,臣虽所以共君,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”可见当时是主张“从道不从君”。
可惜这种思想断代几百年,皇权只强调臣对君的义务,而不提君对臣的义务,在朱聿锷心中王彦的话语,就是赤裸裸的反心。
这是王彦第一次在宗室面前,明确说出他的想法,但他知道朱聿锷未必理解他的意思,毕竟皇室已经习惯高高在上,根本不认为对臣子还有什么义务。
王彦沉声说道:“太祖驱除鞑奴,固然堪称雄主,然本相认为孟子之说并无不妥。天下兴亡,非一姓哀荣,本相立志荡平建夷,是为天下,殿下欲除我,是为一姓,高下自判。今日便到此处,殿下想必也是乏了,便在这里静养些时日吧。”
怎么处理朱聿锷,对王彦而言是个大难题,他还得想想,还得看苏观生做什么反应,他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党争中,而无力抽身去办正事。
此时王彦已经没什么话同朱聿锷说,语毕便转身离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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