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君宪国体,那么南方其它革命党势力自然也会唯其马首是瞻,与北洋集团抗争到底,而这,是杨度不希望看到的。
一方面,如果革命党人不同意君主立宪,那么袁世凯就无法把持中枢权力,无法号令天下;另一方面,清廷恼怒北洋军哗变,绝不会再信任袁世凯,嘴上不说,可心里却将他视为“篡臣”,如此一来,袁世凯就成了风箱里的耗子,谁也不待见。
在杨度看来,同盟会、光复会都不值一提,如果不是赵北的“震电”,他们也不会跟着起哄反对君宪,只要说服了共和军,说服了赵北,这君宪国体就十拿九稳。
赵北反对君宪的信心十足,仗得是什么?仗得就是麾下那十几万人马,仗得就是那几万杆步枪,这就是他的信心来源。虽说“秀才遇到兵,有理说不清”,但杨度还是决定去会一会这个丘八头子,用三寸不烂之舌扳一扳这历史大势。
杨度一向自视甚高,只是仕途不顺,若非袁世凯赏识,他也自忖不大可能成为“宪政奇才”,所以,从入幕袁府那一天起,他就将自己当成了袁世凯的“死士”,甘为袁氏前驱,如今袁世凯遭遇这种南边不疼北边不爱的尴尬局面,杨度自问自己有责任为“主公”排忧解难。
当然,这只是这个书生的一己之见,至于袁世凯自己是怎么想的,他不知道,也没去问,这次到武昌来,是杨度自己的主意,没有请示袁世凯。
谦逊完毕,杨度向赵北淡淡一笑,稽首道:“在下正是杨度。实不相瞒,鄙人来此是为袁项城当说客的。”
“袁项城让你来的?”赵北拿着马鞭,轻轻打了打手心,开始猜测袁世凯的动机。
根据“辛亥革命”的历史经验,袁世凯在革命爆发之后一直采取的是“平衡战略”,左右逢源,既不立即消灭革命军,也不立即取代清廷,对清廷他表现的是“忠”,对革命派他表现的是“义”,在两个对立的势力之间小心翼翼的维持着力量的平衡,哪一方都不过分削弱,哪一方都不过分得罪,使他们鹬蚌相争,自己渔人得利,当双方谁也奈何不了对方时,再由他出面收拾局面,两边各给一点好处,而自己则趁机将最大的好处拿到手,正是利用这种办法,他才得以攫取革命果实,篡夺了大权。
不过现在情况不一样了,现在的袁世凯已经成了旗人眼里的“篡臣”,清廷不会再信任他,“忠”不起来了;而他又不是革命党人,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响应“共和”,虽然发动“兵谏”,但主张的却是“君宪”,与革命军自革命以来一直主张的共和背道而驰,因此也不为革命党人所尊,这“义”字也就无从谈起。所以这两头讨好的办法就行不通了,袁世凯采取得是借刀杀人的办法,即借南方革命党的力量恐吓清廷,同时用“君宪”做筹码,与革命派讨价还价,表面看来与辛亥革命时采取的手段一样,但出发点却不一样。
目的还是那个目的,枭雄还是那个枭雄,只是遭遇的局面却完全不同了。
这,恐怕就是袁世凯没有第一时间响应“共和”的原因,他有自己的打算,他还在做着驱虎吞狼的梦,只是可惜,这一次他遇到的却是一个穿越者。
赵北在揣测袁世凯的用意,却听杨度说道:“鄙人来此,项城并不知情,是我自做主张,听说舜卿先生要来武昌,便跟着一起来了。冒昧之处,还望总司令海涵。”
赵北微感诧异,但仔细琢磨,就释然了。按照历史记载,杨度这个人一向以“国士”自居,思想又深受所谓的“帝王之学”左右,有这种自做主张的行为倒也不算什么怪异举动。
历史上不乏这样的“谋士”,说到底,这是一种政治投机,成了就是“未雨绸缪”,会被主子赏识。
不过考虑到杨度在历史上曾经不断的转换自己的治国理想,或许,此次武汉之行他不是投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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