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前朝,自然是没有这个问题,可如今咱们这位皇上,却是还没亲政,没亲政,就要插手军机大臣的任用,这个,这个......”他说了好几个“这个”却也没说出所以然来。
董元醇接话说道,“这个理儿是没错,只是皇太后既然说让皇上决定,也是大约想让皇上历练历练,看看他的意思如何。”
礼亲王一下子没了主意,各人都有各人的意思,说的都不算错,虽然现在皇上已经开始看折子了,慈禧太后叫起,他也会在珠帘前听着,可极少说话,除非慈禧太后问。
阎敬铭是不太管这些事儿的,他一心只管着财计的活,刚才心里还在想着行货币的事儿,回过神来见到礼亲王有些烦恼,于是就开口说道,“王爷,这事儿,上头怎么说,咱们怎么办就是了!这里头的事儿,简单,”他也不是一味的干活之人,官场上的事儿,门清,“什么人选,万岁爷肯定是没个准的,咱们先把够格的人列出来,选个五六个人出来,履历都写起来,请皇上瞧瞧,若是想用谁,也圈起来,到时候咱们再请示西圣就完了!”
“秦人血性尚乱,民风彪悍,盛行私斗,唯有商鞅的铁腕护法,将这种私斗之风导引归正,施行军功爵制,组成了彪悍无比的秦武卒;又实行法制,严明社会秩序,使秦国政局井然有序,百姓安居乐业,将一个山东六国眼中的“暴秦”规整为尚武遵法的国家,绝对不啻为再造之功。然而秦孝公鼎立支持与老秦贵族坚决反对的尖锐矛盾,却最终形成了商鞅法家精神完整传承与商鞅**车裂肢解的悲剧性冲突。万幸的是,商君以血荐轩辕,使得法家理念制度,深深的烙刻在了秦此后历代君主与老秦人的内心深处,须臾不敢或忘,宁死不肯违抗,直到秦始皇时代,仍奉商君书之法为圭皋,坚持以法家思想为执政理念,延请韩非,重用李斯,忠实的执行商君所提出的重法制,行郡县,焚诗书,开秦律,统一度量衡等政策,而代秦而起的汉朝,理性的“汉承秦制”,智慧的“外儒内法”,终将商君的法家精神以时代精神包装之进而流传开去,为中国封建王朝的铁血****抹掉了最后一丝人情味儿的同时,也让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步走向繁荣与昌盛。以法制对中国影响而论,商鞅说第二,始皇帝不敢自居第一。”
王恺运侃侃而谈,将光绪皇帝的两个答案阐述的淋漓尽致,“假如庞涓与孙膑齐心协力,假如魏国能留住吴起,公孙衍,张仪,商鞅,范睢等等等等名士猛将,那么是否有可能六国归魏呢?假如赵国不是自毁长城,而重用廉颇李牧,是否能抵抗秦国虎狼之师?假如齐国不是耽于现状,而是居安思危,联手六国抵抗秦军,那么秦国统一是否还会那么顺利?山东六国,从来不乏名臣良将,然而总是缺乏明君圣主;也并非没有团结一致过。”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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