典有多么热闹,对于他们来说,都没有“观礼”一说。
曾国藩是被派了在登基大典上“捧读表文”的差。
这个“表”,即是宣示今上正式登基的文诰,“捧读表文”是至高的荣耀,一般情形下,只有两种人有这个资格,一是地位最高的亲贵,一是首席殿阁大学士——曾国藩是文华殿大学士,正居殿阁大学士之首。
“地位最高的亲贵”,一共两位,一位装模作样的“自谦”,或者说“避嫌”,不肯干这个差使;另一位则是真正的“避嫌”——我已是闲云野鹤,这种事情,怎么还来找我,这不是难为人么?
于是,这个登基大典上第一风光的差使,就落到了曾国藩的头上。
事实上,曾国藩盈满之咎,常忌于心,并不愿出这个风头,而且,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,亦实在不愿此时入京。可是,他找不到辞差的理由;另外,直隶总督衙门驻地保定,距离北京近的很,旅途谈不上什么“奔波”,也不好拿自己的老病说事儿,无奈之下,只好奉诏入京。
曾国藩的身份是多重的,每一重,都到了人臣的极峰:文华殿大学士为天下读书人之首,直隶总督为天下疆臣之首,一等毅勇侯则为天下世爵之首——亲贵之外,没有人的爵位可以和他比肩了。
如此一位功绩卓著、名满天下的三朝勋臣,就算单纯述职陛见,也是十分引人瞩目的,更何况,曾涤生还是登基大典的“宣表官”,以及出现在登基大典上的唯一的一位重量级“外臣”?
曾国藩是“国丧”最后一天到京的,一进城,先到宫门递请安折子,磕头行礼——行了两遍礼,一次算是“请安”,一次算是“谒灵”。
回到作为公馆的贤良寺,人还没有坐定,水还没有喝上一口,请谒的帖子便接踵而至了。
但是,曾国藩吩咐,不论来客是谁,一律挡驾。
门上翻来覆去,只有这么几句话,“爵相交代了,王命在身,不敢旁骛,不管有什么见教,都请等到登基大典之后再说。”
曾国藩门生故吏遍天下,外省固然多,京里也不少,来客之中,也有不少他的学生,便说,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,就是替老师磕个头、请个安——老师戎马倥偬多年,如今春秋高了,不晓得身子骨儿怎么样?看一眼,才好放下心来。”
门上皮笑肉不笑的,“爵相的身子骨儿嘛,就那个样子,看了不会变得更好,不看也不会变得更差——大人有心了。”
来人只好怏怏而去。
客人中还有好几个两江——江苏、安徽籍贯的,说是两江受惠中堂至深,受乡梓士绅之托,前来问候起居。
遇到这种情形,门上的口气就不大客气了,“爵相督直,如果是直隶士绅有所陈请,登基大典之后,或许不能不见,可是,两江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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