确定了各自的分工,其中乔家负责运输,因为跟平南王府的关系,乔家的商队和内河船队几乎是畅行无阻的,敖家和梁家负责“招募矿工”,而钟家则依靠自己在广东水师里的人脉能让这些“矿工”登上停靠在海边的船舶……
乔家的沙船在撑杆手们的努力下,终于停靠在一个紧邻某个大宅院后门的专用码头上,跟乔家在广州满城附近的大宅子一样,这种水岸边的砖石码头在南国水乡很是常见,船停,老把式一声悠扬的吆喝,让朱北国从遐想中回到现实,在乔家仆人的搀扶下,朱北国摇摇晃晃地走上搭板,然后左顾右盼地沿着青条石台阶拾级而上。
展现在他眼前的,是一座由青砖粉墙和灰瓦构成的漂亮建筑,然后一行人进入了一扇朱黑漆的两开后院门。
朱北国发现,这是一座三进的大宅子,随行在旁的乔二公子告诉朱北国,这宅子原来的主人是大明的某个皇亲国戚,如今,原来的主人和他的家族据说早已经远遁海外,这院子就易主了,最终,乔家从平南王府手里买到了这座府邸。
因为生意上的关系,这宅子买得很便宜,平南王把这宅子当成“官没逆产”,发卖给了乔家,于是这里摇身一变成为乔家的祠堂和祭祀田产所在地。
当然了,这个宅院的真正所有者,是澳洲联邦移民局。
朱北国的第二对乌鸦燕子就计划住在这里,小夫妻俩也有公开的身份:男的是乔家的管家,女的是内宅的管事。
按照朱北国的既定规划,这里将成为一个向海外输出移民的中转站,这类中转站肯定不止一个,而且要完全独立于澳门教会建立的移民输出系统,两边要自成一系,互不干扰,也尽量不要产生业务上的交集。
朱北国是出于各种风险考虑后,做出上述这个决定的,因为他很清楚,随着天主教在内陆的深入传播,和大清江山社稷的逐渐稳固,天主教会在大清文人和朝廷眼里,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友好了。
天主教——或者说基督教,早在唐宋时期就在中原出现过,到了大明时代,已经普遍存在于中国内陆的不少地方,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,比如岭南和江浙沿海,那里不仅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生活水平的提高,也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眼界。
人们的眼界开阔了,直接后果就是对各种外来事物的包容性提高了,于是社会对多元性的容纳度也增加了,显然,这种提高和增加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繁荣和文化的发展。
到了大明的晚期,甚至皇帝身边的肱骨大臣都可以公开地在朝堂上皈依天主,成为天主教徒,比如徐光启等等诸多位居朝廷枢纽甚至就是皇帝身边的臣子们,仅凭这一点,就知道在大明的晚期,整个社会其实对外来宗教的态度是非常宽容的。
到了明清交替之际,清廷在初期很聪明地延续了大明的各种政策,其中包括对待中外宗教态度,因此,在清初的若干年时间里,天主教会并没有感觉到朝廷的敌意,甚至因为清廷需要海外天主教会在火器和对付残明势力方面j进行合作,朝廷甚至对教会的活动比大明晚期更加的宽容。
但是,形势发展到现在,天主教和教会终于开始感觉到朝廷越来越明显的敌意了——对此朱北国与仁慈堂安格尔嬷嬷一样,有着共同的、清醒的认识。
毕竟,专制统治者历来都视宗教为潜在的对手,因为宗教从本质上讲是反世俗权力的,是民心争夺战中的另外一级,况且正常的宗教只认同神对人的权力,而且只要是人,无贫富贵贱,在神的面前只能是羔羊,只能是仆人——包括那些不可一世的国王、皇帝和贵族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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