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部分理论,后世称其为曲改阿附,便就是因为此。
历史到中唐,汉武帝和董仲舒建立起来的天命之下的私天下系统,因为天命终不显于世间治乱,祐民者殃,虐民者昌的历史现实,已经难以为系。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一部分文人,在削藩镇重建大一统的现实需求下,不得不为政权重建合法性。天命说的私天下中本就含有公天下的成分,去天命而求之于人,公天下便就应运而生。
不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,而言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,不是简单的文字差别,而是因为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削藩镇。藩镇类于古时之封建,柳宗元才会斥家天下,驳封建。
到了宋朝,出于防五代重演的目的,政权开始把大政托于文人,提倡文治。对于政权的合法性,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,宋儒不得不上追汉唐,承韩愈柳宗元之后。到了徐平所在的这个年代,公天下的意识形态,与士大夫共治之的政治结构已经呼之欲出了。
有这个背景,徐平才会堂而皇之与赵祯如此问对。赵祯不会觉得奇怪,已经掌权的士大夫们会认可,一切才能顺顺利利地推行下去。
理通事顺,完成了道与术的问对,对天下的改革将顺利地推行。
不把道理讲明白,徐平终将是另一个王安石,最后还是回到治乱循环上来。
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,剥去天时、地理这些外在因素,而以国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一对主要矛盾来观察,便就是剥削烈度加深,导致社会危机出现。政权不能够解除面临的社会危机,便亡于内乱。或者危机导致国力大减,亡于外敌。政权之亡,有亡于内部矛盾者,有亡于外敌者。亡于内是内政的问题,亡于外是军力的问题,两者有相关性,但又有根本的不同,不能够牵扯在一起,不然历史就看不清楚了。
这种治乱循环,放到资本主义时代,换一个名字,比作经济危机,也就通了。
周朝有天下八百年,最终秦灭六国而代周。周之八百年,虽有春秋战国之衰,却没有表现出这种治乱循环来,或许可以认为,治乱循环是大一统的特点,而不是家天下的特点。
当然,这不等于说家天下强于大一统,因为更可能的是,家天下发展不到治而后乱的程度。家天下的上限,大约等于大一统治乱循环的下限。
在这套话语体系之下,资本主义就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下一个朝代,都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为内部主要矛盾的历史时期,大同之世依然遥不可期。改革朝政,去追求什么资本主义社会,让资本家掌权就无从谈起。改革措施,与此无关。
确定了天下属于谁,谁是这个政权的主人,意识形态接下来面对的是国内矛盾。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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