们引以为戒。提出重文轻武的危害,一在于告诫旗人和汉人入旗者,不可汉化,不然六镇之乱就是前车之鉴。二在于警告汉人,你们从祖上就是只有文治,没有武力,好好接受统治,不要造反。
不是清朝的统治上层逼着别人做,汉族本身的知识分子也自觉地,在这一套话语体系中添砖加瓦。如赵翼《二十四史札记》中说孝文帝:“盖帝优于文学,恶本俗之陋,欲以华风变之。……盖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,不知武事已渐弛也。”
重文轻武的话语体系,最核心的一点,就是反汉化。这不是胡化,胡化与反胡化的矛盾已经消失,军事体系中从根本的立军之本理论上的矛盾就是汉化和反汉化。
用重文轻武导致武事废弛这套话语体系来论述古代王朝,是不能追到异族入中原前的汉朝和汉朝之前去的,因为这本是胡人军事文化的特点。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乎焉,本来就是草原上千年来不断上演的场景。只是这种军事文化来到中原,最终与中原强大的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,立国几十年军力溃烂之后,还能够用中原物力强行续命。
这其中的关键,是自北魏起,中原王朝传统上所依赖的,汉族的军事文化与制度已经断代。数百年被胡人的军事力量死死压住,汉人自己也失去了军事上的信心,被动主动地接纳了鲜卑带来的军事文化。从那个时候再论兵事,可以看出来跟两汉的明显不同。
最终汉人的文与胡族的武,在双方的互相作用,交流与碰撞中,一起揉合出来一个怪胎。汉朝兵民一体的传统从此断代,军队与社会隔绝,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人群。他们世代相传,不事生产,靠着兵饷过活。各方接受,是说军外的人为这个群体提供资源,这个群体持刀枪保护军外的人,一如当年高欢说出来的理论。大宋敛天下之财以养军,便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。当然事实是他们没有起到保护的责任,索求的资源还越来越多。不能对来敌战而胜之,还索求无厌让国家供养不起,双方的矛盾自然而然产生。
只有改朝换代的时候,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被打散,不然牢不可破。原因很简单,这是跟秦始皇收天下之兵一样的路数,不过高明得多。不是收兵器,而是造出这么一个完全寄生性质的人群。他们只能依赖于政权,政权一散,这些人就衣食无着。而且他们是旧政权的帮凶,除非新的王朝要再造这么一个集团,接纳他们,不然他们就只有一死,这是他们所谓忠诚的根本。而天下武力全都收到他们手中,战力再差,也能够压制住境内造反的人。
这样一个外来文化寄生性质的军事集团,天然带着草原上基因。当有利可图,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候,他们耀武扬威。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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